腊月二十二，装修队小工头袁顺民去银行取了钱，“马上过年了，把工人们的钱结了，让大家踏踏实实回家过个年。”
袁顺民，48岁，重庆市忠县人。农民工这个身份伴随着他已经26年。这26年里，他走过西藏、广东、深圳、浙江、北京、天津。“在外打工这么多年，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讨薪。”袁顺民说，“这10年来，变化特别大，以前一到过年就怕拿不到工资，现在不怕了。”
2003年，袁顺民自己组织了一个小装修队，第一单生意接得很顺。带着手下10多个工人辛苦干了两个月，工作结束了，老板却迟迟不肯结账。为了追要6万元薪水和工程款，袁顺民开始了漫长的讨钱之路。半年后的某一天，讨钱演变成一场拳脚之战。
跟欠薪老板在办公室大打一场后，“公司赔了我900元医药费，又给了我2万元，然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”袁顺民再去找老板，发现连人带公司都不见了。“老板跑了，我不能跑，17个工人跟着我辛苦这么久，挣的都是血汗钱。”为了凑够工人的工钱，袁顺民把自己一年挣的2万元全部贴进去，剩下的又是找银行贷款，又是找亲戚借钱，好不容易凑够了4万，把工资发了。
2007年，袁顺民总共接了十几个家装工程。却没有遇到讨钱难题，都很顺的结到了钱。手下工人的工资他记得清清楚楚：泥水工每月5000元、木工每月4000元、油漆工每月2500元、水电工每月3000元……“工程一结束，钱就发给大家。”
“这几年都没再遇到过被欠钱的事情了，现在工人们都有这种感觉，不管干什么，都不怕拿不到钱了，如果拿不到工钱，政府肯定会帮我们要。”袁顺民说。
对袁顺民的话，在深圳打工的老乡刘德才和刘思才有过亲身体验。两人今年在深圳市宝安区一家雨伞厂打工，干了两个月后，两个人总共6000多元的工资一分钱没拿到。
“老板说没钱不肯给，我们就找政府。”派出所、民政局、劳动和社会保障局……老板听说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要来检查，“立刻就把工钱付给我们了。”
谈起两个老乡的讨薪经历，袁顺民说：“现在真是比以前好多了，谁也不敢再欠农民工的血汗钱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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